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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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强奸罪辩护词

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依照法律规定,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XX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被指控犯有绑架、强奸、抢劫、伤害罪的辩护人,现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以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并与公诉人商榷。

一、张XX等被告人在起诉书指控的绑架罪项下的三起犯罪行为与法定绑架罪的特征存在着一定出入。

从立法体列上看,刑法将绑架罪列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章节当中,旨在强调该罪侵犯的主要权益是公民的人身权,当然,在此罪中,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可能受到威胁,但是最直接、必然地遭受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而对财产权的侵害,尚处于间接性的、或然性的状态之中。具体到本案,张XX等被告人的犯罪目的直接指向的是被害人的财产,而非被害人的人身,其为达到这个目的,确实采取了一定的强制手段以控制被害人。可是,仅仅以这些强制手段来认定绑架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非法拘禁罪的客观方面也具有这些强制方式的手段特征,此为其一;其二,这个强制手段和控制程度在诸案中均表现的十分微弱,就拿第三起所谓绑架罪来说,二被害人被张XX等被告人从河北省某县拉往北京市某区,先是住在一个供公众住宿的农家院,后有多次在公共场合“打的”和用餐以及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在3月26日,被告人张XX、于XX与被害人胡X去当地一个检测厂回来的路上,被告二人下车与他人进行斗殴,被害人胡X完全有机会选择逃脱,而没有逃脱。还有,在第一、二起所谓绑架案中,被告人的强制手段更是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体现出来;上述诸多情形的存在,绝非绑架罪所侧重的人身控制,而更接近敲诈勒索罪所侧重的精神强制;其三,在第二起所谓绑架案中,被害人肖XX和赵X都是其本人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向自己的亲朋打电话,要求电汇的钱款,被告几人均没有参与其中。这种以被害人本人作为指向对象,而不指向他人的索要钱财的行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属性,可以说只要不具备向第三人发出“撕票”等威胁或要挟的特征,就难以构成绑架罪。

另外,绑架罪被视为暴力犯罪的典型并科以重刑,成为刑法打击的重点,这是因为该罪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的同时,更会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大,量刑越重,反之亦然。而这个社会危害性又是通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体现出来的。在本案中,张XX等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无非就是利用“洗浴城”、“洗头房”等地的非法卖淫行为借机勒索点钱财,且对方又不敢报案,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即使达到目的也不会严重危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按照几位被害人的一致说法,大不了“被卖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去当小姐”,我想这个危害后果对作为“小姐”被害人不会产生多大威胁。可以说在这三起犯罪中,虽然诸被告人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但是始终没有针对被害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进行严重侵犯的客观表现。因此,张XX等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远远不及绑架罪特有的程度,这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并强力控制他人,拿不到“赎金”,就“撕票”,抑或施以伤害人质的典型的绑架罪有着本质区别。

二、有关张XX等被告人在绑架他人过程中,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多名被绑架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的指控,由于有悖法律规定,而难以成立。

暂且先迁就绑架罪指控,仅就本案的罪数形态而言,尽管绑架罪和强奸罪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犯罪,但是该两罪在客观方面都体现出行为人的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而在这两种犯罪当中,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既不是绑架的直接目的,更不是强奸的直接目的,强行勒索财物或强行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同样也不是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的直接结果。在绑架案件中,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的行为目的,不是直接希望勒索财物,则是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然后,再在这种状态下,达到勒索财物的最终目的;在强奸案件中,行为人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的行为目的,也不是意欲直接奸淫妇女,而是首先希望采取强制手段强制改变被害妇女的意志,使其不能抗拒或者不敢抗拒,然后,再在这种状态下,达到奸淫妇女的最终目的。可以说,在一起既有绑架又有强奸的案件中,绑架和强奸的前提均是利用对方不能抗拒、不敢抗拒或者不知抗拒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又是行为人通过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的外在表现分别达到的。这就属于触犯数个罪名是借助一个犯罪行为来完成的部分异类想象竟合,对于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拐卖、绑架妇女(幼女)过程中有奸淫被害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绑架妇女(幼女)过程中,奸淫被绑架妇女(幼女)的,应当以绑架勒索罪从重处罚”。具体到本案,公诉机关所指控的强奸罪是在其指控的绑架罪当中发生的,这样,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应当按一罪对待,而不能以二罪并罚。

另外,在数起绑架案件中,被害人都毫不例外地是靠卖淫为业的妇女,而且也都是基于“包夜”的合意被张XX等被告人用车拉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张XX等被告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没有违背她们的意志。当然由于有张XX等被告人采取不同程度的强制手段的介入,否定强奸不能以被害人的身份和职业为必要条件,但是应当根据案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区分,不能笼统地都认定为强奸,要注意其中还有卖淫嫖娼的成分在里面。

三、起诉书指控绑架罪项下的第一起犯罪,如果按绑架罪对待,那么当属犯罪中止,应当减轻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有关中止犯的规定,犯罪中止法定的时间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是否是“在犯罪过程中”,不应当以是否既遂为标准,而应当以犯罪是否实际完成为标准,犯罪既遂并不等于犯罪已实际完成。换句话说,犯罪中止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它既可发生在犯罪的预备阶段,也可发生在犯罪的实行阶段,还可发生在犯罪实行终了而结果尚未发生的阶段。本案中,张XX等被告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先后将被害人胡X、谢X劫持至北京市某区和河北省某市等地,对其进行精神强制,并逼迫其打电话向亲朋索要钱财。至此,如果说已构成绑架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应当说已经实行终了。可是,诸被告人在没有取得财物之前,由于慑于法律的威严,惧怕受到处罚,而将二被害人送到张家口市予以释放,放弃了本可继续实施下去的犯罪活动,从而保证了二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他人的财产不再受到不法侵害,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故而,张XX等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实行终了的犯罪中止,诸被告人的犯罪中止是其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减轻或消除,应当给予肯定,而不能既认定绑架罪的构成,又否定犯罪中止存在。

四、被告人张XX在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当中,既有自首情节,又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轻处罚。

现有内蒙古某县公安局机关抓获张XX的经过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张XX在2005年4月7日因抢劫犯罪被该县公安局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地供述了该县公安局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伙同于XX在河北省某县绑架歌厅小姐的犯罪事实。其的行为完全符合特别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与此同时,被告人张XX还带领该县公安局机关的刑警人员去同案犯于XX的临时住处对其实施抓捕,当发现于XX逃匿,又协助刑警人员到某旗进行堵截,最终使于XX落入法网,这个情节有内蒙古某县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和证人李XX、房XX的证言予以证实,当属立功。由于该案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和审理,涉案的被告人均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进而表明这个立功又是重大立功。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分子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此,希望法庭给予高度注意。

五、被告人张XX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二项下的抢劫共同犯罪当中,属于次要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处罚。

行为人在共同犯罪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主、客方面的表现而有所不同,这就是说准确认定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和从犯,也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抢劫案件中,按照同案犯于XX的供述,用安眠药麻醉小姐抢手机的方法是其提出的,而且买药、下药、窃取手机、变卖手机、占有赃款也是其具体实施的。可见,被告人于XX在该案中的作用,不仅主要表现在发起共同犯罪的故意,并促使其强化;并且还在于对共同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所起的决定和推动作用。而被告人张XX尽管也参与其中,但是,其既不是犯意的提出者,又不是策划者,更不是主要实行者。显然,其对这起共同犯罪所造成的犯罪后果所起的作用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对此,请法庭在量刑时作为法定情节加以考虑。

综上,希望法庭结合诸案的实际情况,依法对被告人张XX所犯罪行作出罪当其罚的公正判决。

谢谢各位!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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